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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革命精神譜系中，有一種革命精神與黨的大多數革命精神誕生于革命根據地或革命軍隊不同，它誕生于黨在重慶國統區的革命實踐中，這就是紅巖精神。 2016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重慶工作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談到紅巖精神，要求運用這一寶貴紅色資源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仰，養成浩然正氣。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托，為新時代學習和弘揚紅巖精神指明了方向。 一 紅巖精神的產生，與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直接相連，貫穿于整個南方局革命實踐和偉大業績中。 1939年1月成立的南方局，是黨中央為適應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新的形勢發展和斗爭的需要。派駐國民黨統治中心重慶的代表機構，肩負著代表黨中央協調國共兩黨聯合抗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全面領導黨在國統區的工作等重大使命。南方局的工作，與解放區戰場相互配合，共同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譜寫了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壯麗篇章。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在重慶八年風雨如磐的斗爭歲月中，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南方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民族氣節結合起來，培育形成了偉大的紅巖精神。與此同時，在南方局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國統區共產黨人豐富和弘揚了紅巖精神，特別是眾多被關押在江西馬家洲集中營、貴州息烽監獄、重慶渣滓洞和白公館的共產黨人，經受住種種酷刑折磨，不折不撓、寧死不屈，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紅巖精神充分體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二 紅巖精神作為中國革命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既有同一性、繼承性，又獨樹一幟，具有鮮明的歷史特色。 這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爭取抗戰勝利和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時代使命。統一戰線是黨領導中國革命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當年，統戰工作不僅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務，更是其開展得最為成功的工作。因此，紅巖精神的首要特色，就是貫穿于南方局歷史始終，共產黨人為爭取抗戰勝利，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偉大實踐之中所展現出的精神風貌。這是紅巖精神中最具特色的內涵，是其能夠存在于中國革命精神譜系的根本價值所在。 這是剛柔相濟，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作為黨在國統區的秘密領導機關，處于各種社會矛盾斗爭的焦點上。皖南事變后，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25字，就將皖南事變真相巧妙深刻地揭示于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南方局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在極為險惡的環境中保存力量，發動政治進攻，最終贏得時局好轉，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大智慧。歷史表明，南方局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創造性地貫徹了中共中央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紅巖精神最見功力、最具風采的精彩篇章。 這是“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當年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紙醉金迷，物欲橫流，“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社會環境確如“染缸”。1941年，肖林夫婦接受南方局指示“下海”為黨經商。為了黨的事業，他們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為黨籌措了多少經費，已無法準確統計。但是，當他們創辦的華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結束時，一次性向黨中央上交的資金就約合黃金12萬兩，其他固定資產折價達1000多萬美元。最后，肖林夫婦僅給自己留下三塊銀元留作紀念。當年，戰斗在這一特殊環境中的共產黨人，無論是公開斗爭，還是深入虎穴；無論是政壇搏擊，還是沉浮商海；無論是身在紅巖，還是隱于鄉間，他們都能堅持操守，經受住嚴峻考驗。這種“蓮花品格”，正是蘊含于紅巖精神中極具品格魅力和道德特質的精神光彩。 這是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周恩來與張沖，不僅是兩個對立陣營的政治對手，而且張沖曾制造謠言試圖搞垮周恩來。當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后，張沖作為國民黨的主要談判代表之一，周恩來要經常與之打交道，如何處理與張沖的關系呢？周恩來從振救民族、團結御侮的國家最高利益出發，宣傳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計前嫌，拋棄了個人私怨。他的豁達，贏得了張沖的敬佩。1941年2月14日，國民黨頑固派蓄意挑釁，一個憲兵隊無理沒收了一板車《新華日報》。周恩來怒不可遏，親自跑去交涉，憲兵隊拒絕發還。周恩來打電話給張沖，張沖立即趕來，幫助交涉，終于取回了報紙。此時天色已晚，風雨交加。張沖陪同周恩來步行回曾家巖“周公館”，一路談心，都希望能渡過難關，把合作抗日進行下去。這年6月，張沖病逝。周恩來為失去這樣一位不同陣營的朋友而惋惜，他親去祭奠，撰寫悼念文章，并送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抗戰時期，南方局的共產黨人以民族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寬闊胸懷，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聚集在黨的周圍，從而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了空前的廣度。這正是紅巖精神內聚力的生動體現。 這是善處逆境，臨難不茍的英雄氣概。皖南事變后，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討、扣、捕、殺”，國統區廣大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以不同的方式成為紅巖精神的捍衛者。1941年1月，中共鄂西特委書記何功偉被捕后，拒絕了國民黨高官厚祿、出國留學和美色的引誘，表示“我只要一息尚存，誓為保衛真理而抗爭”，從容就義，年僅26歲。1942年7月9日，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和他的妻子廣西省工委婦女部長羅文坤，以及中共南委駐桂林特別交通員張海萍，因為叛徒出賣被捕，敵人企圖通過他們誘捕其他黨員，三位年輕的共產黨員毅然選擇集體自殺向黨組織報警！蘇蔓犧牲時年僅28歲，羅文坤26歲，張海萍25歲。他們以自己青春的熱血與寶貴的生命澆灌了紅巖精神，其錚錚鐵骨和浩然正氣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后來人。 三 紅巖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產生了重要影響。抗戰時期，它是在國統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支柱；抗戰勝利后，它是全黨同志凝聚重慶為爭取實現和平建國的重要力量源泉；解放戰爭時期，它是以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為代表的革命先烈爭取光明、奪取勝利的信念支撐。站在新時代，我們需要結合新的歷史使命和時代特征，充分認識紅巖精神的時代價值。 紅巖精神是守初心擔使命的生動教材。抗戰時期，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獨立，周恩來臨危受命來到國統區，毅然站到維護、鞏固和發展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斗爭最前線；抗戰勝利后，為爭取新中國的光明前途，毛澤東以彌天大勇親臨重慶與蔣介石直接談判；解放戰爭時期，為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國統區共產黨人浴血奮戰，屢仆屢起。這些都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的崇高思想境界。新時代弘揚紅巖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學習紅巖先輩們忠于理想守初心的堅定性和自覺性，對黨忠誠擔使命的一貫性和徹底性，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肩，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篇。 紅巖精神為黨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進行新的偉大斗爭掌握主動提供了政治智慧。抗戰時期，南方局共產黨人始終能在復雜局面下尋找到溝通的渠道和政治利益的平衡點，以斗爭求團結，始終維護著國共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抗戰勝利后，毛澤東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并接受蔣介石邀請，親赴重慶談判，在談判中有理、有利、有節，推動雙方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新時代弘揚紅巖精神，就是要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政治智慧、駕馭全局的非凡才能和高超的斗爭藝術，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從容應對國際、國內各種風險挑戰，確保偉大夢想如期實現。 紅巖精神為堅持以黨的偉大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提供了歷史鏡鑒。當年，在國統區特殊而嚴酷的環境中，國統區各級黨組織堅持以自我革命的勇氣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在政治建設上強調“不忘延安”，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思想建設上要求人人“有確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在組織建設上提出“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展”；在作風建設上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做到凡是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重慶解放前夕，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紅巖英烈在犧牲前用血的教訓提出“獄中意見”，表達了對黨的事業最后的忠誠。新時代弘揚紅巖精神，就是要像紅巖先輩們一樣，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社會革命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紅巖精神作為我們黨革命精神寶庫中一顆璀璨明珠，其蘊含的歷史經驗、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歷久彌新。站在新時代，我們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紅巖精神的重要論述為指引，充分發揮其資政育人作用，使我們黨的事業沿著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道路勝利前進。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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